周太王时代，周人开始谋划推翻商朝的宏伟大业。为了从东南方向施压商朝，周太王安排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秘密前往吴地，逐步发展势力，并建立了吴国。这一战略举措为未来背袭商朝提供了坚实的基地，史书称此为“泰伯奔吴”。这一行动不仅是军事布局，更蕴含着周人深远的战略眼光。
几十年后，当周武王发动伐纣战争时，《尚书·牧誓》详细记载了八个主要盟国，它们分别是庸国、蜀国、羌国、髳国、微国、卢国、彭国和濮国，被史家称为“牧誓八国”。令人注意的是，吴国并未列入这份重要的盟友名单中，这暗示吴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并未发挥核心作用。
商朝灭亡后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试图复国，周公旦率军东征，与姜子牙、伯禽等人联合出击，铲除了许多商朝残余势力。这场关键的战争确立了周朝的统治基础，但同样没有吴国的军队参与，这一历史现象令人颇感疑惑，尤其是考虑到吴国的起源背景。
泰伯奔吴的初衷之一是秘密背袭商朝，但史料显示，周朝建立过程中两场关键战争中，泰伯和仲雍的后代并未带领吴军响应朝廷的号召，完全缺席。这种矛盾让人难以理解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在江苏镇江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器铭文，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谜团颠覆性的线索。
展开剩余74%据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，吴国的前五位君主依次为泰伯（无子嗣）、仲雍、季简、叔达和周章。在周武王建立周朝后，他找到时任吴君的周章，正式册封他为吴国君主，同时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为虞国君主。这一记载暗示，武王伐纣时吴国或许与周朝失去了联系，周章等人对灭商的计划并不知情。
吴国位于江苏无锡一带，地处偏远，距离中原较远。考虑到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，吴国对中原发生的变化不了解也情有可原。但令人疑问的是，武王灭商后为何能迅速找到周章进行册封？而在随后的周公旦东征中，吴国为何又未派兵参加？这些疑点使得司马迁笔下的这段历史细节难以自圆其说。
1954年，江苏镇江京口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——“宜侯夨簋”，器物铭文超过一百二十字，铭文中提到：“惟四月辰在丁未，王省武王、成王伐商图，遂省东或（国）图。王卜于宜口土南。王令虞侯夨曰：‘迁侯于宜’......宜侯大扬王休，作虞公父丁尊。”这段铭文表明，周康王在考察周朝疆域时，发现东南地区尚无周人势力，便将虞侯夨迁封至宜地，也就是今天的镇江一带。
铭文中“王省武王、成王伐商图，遂省东或国图。王卜于宜口土南”明确指示，这是周朝首次在该地区册封诸侯，这也成为周朝在淮河以东最早的考古证据。周武王虽灭商取得中原地区，但周公旦东征进一步巩固了鲁西南和江苏部分地区的统治，到了周康王时期，扩展到镇江、苏锡常区域，符合周朝不断扩张的战略思路。
随后，考古学家在烟墩山脚下发现三座西周古墓，出土包括五座大型青铜鼎在内的十二件青铜器，证实“宜侯夨”确实被册封于镇江京口区域。
那么，“虞候夨”到底是谁呢？首先，周康王赐予其极高规格的赏赐，甚至超过晋文公，表明其身份显赫，很可能是姬姓王族成员。其次，《史记》记载周武王封仲雍曾孙虞仲为虞国君主，虞国位于今山西平陆县。考虑到周武王死后三年，周成王执政22年，虞仲或许仍在世，虞候夨可能正是他。
此外，古代汉语中“虞”与“吴”有通用之意，而镇江正是传统吴地，结合春秋时期吴国世系，不排除“虞候夨”即为周章的可能。虽然仍存争议，但综合史书与考古，虞候夨可能是虞仲或周章的另一称呼。
关于宜国如何演变为吴国，也存在诸多谜团。史书记载的泰伯、仲雍、季简、叔达、周章的名字充满华夏文化气息，然而吴国后期君主如熊遂、柯相等则展现出浓厚的蛮夷特色。考古发现的吴国墓葬缺乏周式风格，说明吴国或被当地土著灭亡，或与土著融合，形成新兴的吴文化。
至于“吴”字的起源，可能与“虞”、“夨”有密切关联。周章或本为虞国君主，改封宜地后仍称“虞”，而“虞”与“吴”通用，最终转化为吴国。此外，“夨”字与“虞”也相通，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“叔夨方鼎”，其中“叔夨”即唐叔虞，进一步支持“夨”、“虞”通用的观点。
综上，所谓“泰伯奔吴”实则泰伯并未直接到达今日吴地，反而可能先驻扎在山西，约在周康王时代被封至镇江京口，经过数代演变才逐渐形成吴国。吴国建国后，才追尊泰伯、仲雍、周章为先王。
因此，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时，今江苏吴地尚无成形的吴国，自然无法参与周武王、周公旦的灭商战争。
参考资料：宜侯夨簋铭文、《史记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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